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保重。“他说。
然后他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地毯吸音后的脚步声。林默涵走到船舱尽头的安全门旁，推开一条缝，站在那里等。
六点零五分。广播里传来登船提醒，用国语和粤语各播了一遍。码头上开始嘈杂起来——旅客的说话声、行李车的轱辘声、汽笛声、海鸥的叫声混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混乱而充满生机的画面。
六点十二分。最后一批旅客登船完毕。舷梯开始收起。
林默涵站在安全门后，透过玻璃窗看着这一切。他看见江一苇出现在甲板上，站在船舷边，面朝码头的方向。江一苇没有往他这边看——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林默涵还站在那里。他只是望着码头，望着这片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土地，望着远处高雄方向的天空。
汽笛长鸣。
“维多利亚号“缓缓离开泊位，船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白色的弧线。江水被螺旋桨搅动，翻涌起浑浊的浪花。
婴儿在船舱里又哭了起来。这一次，哭声被船体的震动和引擎的轰鸣盖住了，从码头上已经听不清了。
但林默涵知道她在哭。
他把手伸进风衣口袋，摸到了那张照片——不是女儿的照片，是出发前组织交给他的一张空白身份证明，上面已经盖好了章，只等填入姓名和照片。这张证件是给江一苇的妻子准备的，如果她在香港入境时遇到麻烦，可以用它证明自己的“难民“身份。
他没有把证件交给江一苇。
因为江一苇说“我妻子下午就登船了“。也就是说，证件已经由另一条线传递过去了。林默涵口袋里的这张是备用的，万一香港那边出岔子，苏曼卿会在九龙码头接应，把备用证件交到她手上。
每一环都扣死了。每一个漏洞都补上了。
这是他做情报工作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永远准备Plan B，永远假设最坏的情况会发生，永远不让任何一个同志因为自己的疏忽而陷入绝境。
但此刻，站在空荡荡的码头边，看着“维多利亚号“的白色船尾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基隆港的转弯处，他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疲惫。是那种把别人的命运扛在自己肩上太久之后，肩膀已经麻木，但心里某个地方还在隐隐作痛的感觉。
他想起出发前陈明月说的话。
那天晚上，她坐在阁楼的窗边，手里拿着那根铜簪，一遍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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