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勾结、进行大宗地下金银交易、拒用宝钞的本地商号和地下钱庄被查处，主事者下狱，财产没收。同时，对查实刻意拒用宝钞、参与黑市交易的蕃商，予以罚款、货物暂扣、乃至限制交易、驱逐出境的处罚。朝廷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在大唐的地盘上进行大宗贸易，必须遵守大唐的新钱法规矩。
这一强硬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许多蕃商，特别是那些在唐有固定产业、长期经营的大商人，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与官府对抗的风险和成本，开始超过使用宝钞带来的些许不便和风险。
就在广州、扬州的博弈进入僵持与试探阶段时，来自更遥远西方的压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导到了长安。
几名持有拂菻（拜占庭帝国）皇室或元老院背景的商人代表，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正式向朝廷提出“交涉”。他们以近乎傲慢的语气，质疑大唐的新钱法，特别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宝钞的条款。他们认为，这损害了“自由通商的原则”，并且对拜占庭帝国声誉卓著的“诺米斯玛”金币构成了“不公正的歧视”（因为官定汇率并未给予诺米斯玛金币与其含金量完全相符的、他们认为应有的“崇高地位”）。他们甚至暗示，如果大唐不调整政策，可能会影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丝绸等奢侈品的稳定供应。
这背后，显然不仅仅是几个商人的抱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正在争夺东西方贸易控制权，对大唐的任何政策变动都异常敏感。他们担心大唐通过宝钞和汇率，逐步掌控贸易金融主导权，进而影响定价权和贸易流向。此次“交涉”，既是试探，也是施压。
消息传到“钱法革新事务筹办处”，气氛凝重。与地方豪强、走私商人乃至阿拉伯商人的博弈，尚在可控范围。但牵扯到另一个强大帝国，事情就复杂了。
“拂菻人这是借题发挥，”一位户部官员愤愤道，“他们的金币成色近年也有所波动，何来‘歧视’之说？分明是见不得我朝掌控贸易金融之利！”
“其心可诛，”另一人接口，“然则拂菻确乃西陲大国，其金币在西域乃至天竺都广为流通。若其当真联合大食商人，共同抵制我宝钞，甚至在其势力范围内拒收我丝绸瓷器，恐生事端。”
李瑾沉吟良久。他知道，真正的“国际大商战”此刻才拉开序幕。这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或金融套利，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博弈。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人，很可能已经私下有所串联。
“避其锋芒，分化瓦解，以利诱之，以势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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