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润色，登载在刚刚试刊的、面向低级官吏和士子的《两都邸报》（内部传阅性质）上，作为“新法惠民、文教昌明”的例证。但在某些高门大族的书房里，这个故事被反复提及，语气却充满了忧虑。
“寒门子，粗通文墨，耗资数百，即可得经书而读。长此以往，读书种子，将遍及乡野，不复为我辈所专也！” 一位致仕的崔姓老侍郎，在家族的私议中，捻着胡须，面色凝重，“更遑论那些市井小说、歪理邪说，流播于贩夫走卒之口，蛊惑人心，败坏风俗。礼崩乐坏，恐自此始！”
知识垄断的壁垒，出现了第一道巨大的裂痕。虽然世家大族依然掌握着最精深的学问传承、最优质的师资、最广阔的人脉，以及科举入仕的关键“通行证”——声望与荐举，但他们再也无法轻易地用“无书可读”这道经济枷锁，将绝大多数寒门子弟挡在学问的门外。上升的通道，虽然依旧狭窄崎岖，但入口处的光线，似乎明亮了一些。
市场的反应是迅捷而逐利的。巨大的需求刺激了生产，也催生了混乱。除了“官营印书馆”和几家获得特许的大书商，一些中小作坊开始铤而走险，试图仿制简易的印刷工具，或偷偷翻印热门书籍。纸张、油墨的需求量激增，相关作坊日夜赶工。盗版、粗制滥造、内容错讹的问题开始出现。一本名为《杜工部诗选》的册子，在洛阳被发现其中混入了不少中唐乃至晚唐诗人的作品，甚至夹杂了几首明显是时人伪托的艳诗，闹出不小笑话。
面对这骤然加速、且夹杂着混乱的知识传播浪潮，朝廷的反应是复杂而迅速的。
一方面，武则天和李瑾乐见于此。降低知识获取门槛，普及基础教育，提升民间识字率和基本文化素养，是增强国力、选拔更多人才、推广政令、稳固统治的长期战略。机器印刷是他们达成这一目标的高效工具。因此，朝廷通过“官营印书馆”，继续大规模、低成本地印制标准蒙学教材、农桑医工实用手册、朝廷律令文选，并以补贴价格或无偿方式，向各州县学、新筹建的“公立书库”（图书馆的雏形）发放。同时，鼓励印制有利于教化、宣扬忠孝节义、记录朝廷德政的“正面”书籍。
另一方面，对汹涌而来的商业化印刷和随之可能产生的“有害信息”，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狄仁杰领衔的“出版刊印条格拟定小组”加快了工作节奏。在正式律法出台前，朝廷连续发布了几道敕令：明确所有印刷作坊必须向官府登记，领取“书帖”（类似许可证）；严禁私自雕印、售卖“妖书妖言、谤讪朝政、亵渎经典、淫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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