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可因一时之奇，开万世之弊？”
他们的攻击，不再局限于具体个人，而是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国本”的高度。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阴阳失序”、“天道示警”联系起来。恰在此时，多地奏报“灾异”：河南有“雌鸡晨鸣”，关中有“冬雷震震”，山东有“地生白毛”……这些在平常年份或许会被忽略的自然现象，此刻都被反对派精心收集、渲染，作为“阴盛阳衰”、“妇人干政，上天降罚”的铁证，在奏章中连篇累牍地呈现。
更有甚者，开始从道德层面进行污名化攻击。流言蜚语在暗处滋生、传播：崔清韵在吏部，凭借姿色媚上，与某上官有染，方能立足；苏琬随侍帝侧，记录起居，恐有窥探禁中、泄露机要之嫌；裴文君在盐城，表面清廉，实则与盐商勾结，中饱私囊；卢静姝一女子抛头露面审理案件，与男子对簿公堂，有伤风化；慧明一介还俗尼姑，混迹于军民之间，行止不端……这些流言大多荒诞不经，查无实据，但却如同毒雾，无形中损害着女官们的声誉，也试图从道德上将其彻底否定，将她们打入“不守妇道”、“狐媚惑人”的深渊。
在士林之中，反对的声浪同样汹涌。洛阳、长安的各大书院、文会，成了抨击“女官乱政”的主要阵地。许多自诩为“孔孟门徒”、“道统守护者”的士子、文人，慷慨激昂，口诛笔伐。他们将武则天任用女官，与之前的酷吏政治、清洗异己等行为联系起来，塑造出一种“女主临朝，任用私人（包括女官、酷吏、外戚），破坏法度，颠覆伦常”的恐怖叙事。私下流传的诗文、匿名揭帖，用词更加尖刻恶毒，将女官称为“牝鸡”、“妖娆”，将朝堂喻为“胭脂粉黛之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这股风潮甚至影响到了即将举行的下一次常规科举（男子科举）。有士子公开扬言，若朝廷不废止女科，不黜退女官，他们将集体罢考，或是在考卷中讽喻时政。虽然大多数士子未必敢真的拿前途冒险，但这种舆论压力是真实存在的，也反映了士人阶层中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抵触。
地方上，对女官的实际工作阻挠更是变本加厉。裴文君在盐城推动盐政改革，触及了当地豪强和胥吏的利益。他们不敢公然对抗，却采用更隐蔽的手段：阳奉阴违，拖延政令；煽动盐工闹事，制造小规模混乱；甚至在账簿上做更复杂的手脚，试图让裴文君出错。更有甚者，他们买通说书人、乞丐，在街头巷尾散布谣言，诋毁裴文君的名节，说她与某盐商“关系匪浅”，收受巨额贿赂。裴文君虽然行事谨慎，但也深感压力倍增，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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