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前路,阴霾重重。”
朝堂之上,暗流更为汹涌。以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为代表的一批坚定支持永昌新政、与东宫关系密切的官员,在哀痛之余,心中充满了深重的忧虑。他们不仅仅是为一位贤王的早逝而痛心,更是为改革事业的前景而焦虑。李昭是他们理想中的未来君主,是能够理解并延续当前政策路线的保证。他的离去,使得“后武则天-李瑾时代”的政治走向,骤然变得扑朔迷离。尽管李瑾尚在,但太子殿下如今的状态,还能否如从前般锐意进取?万一……女皇与太子百年之后,新君若是对新政不以为然,甚至改弦更张,他们这十余年的心血,岂非付诸东流?更有人忧心,太子经此打击,万一有个闪失……那后果更不堪设想。这种忧虑,使得他们在议事时,难免带上几分迟疑和保守,许多原本打算大力推进的政策,在提议时也多了几分斟酌。
而另一些势力,心思则更为复杂。那些在永昌新政中利益受损、或本就对武则天女主当国、李瑾改革路线心怀不满的保守派、世家残余,此刻在表面的哀戚之下,难免生出些难以言说的心思。李昭的存在,如同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预示着未来的皇权将延续甚至强化当前的改革路线,他们的处境可能更难。如今这把剑消失了,局势似乎又有了回旋的余地。他们不敢公开表露,但彼此交换的眼神,私下聚会的低语,都透露出一种压抑的骚动和观望。是否该趁机进言,提醒皇帝“国本”之重,早定“贤良”(符合他们利益的皇子)?是否该在各项政策审议中,稍稍加大阻力,试探上意?是否该与某位成年皇子,加强“联络”?各种心思,在素白的朝服和沉痛的哀容下,悄然滋长。
更有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或地方大员,也因李昭之死而心生彷徨。他们或许不直接参与核心权力斗争,但储君的贤明与否,直接关系到帝国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李昭的贤名是他们对未来信心的来源之一。如今这根“定海神针”折了,他们对朝廷中枢的稳定,不免产生疑虑。这种疑虑反映在具体事务上,可能就是执行力的下降,观望情绪的抬头。
甚至连那些与李昭有过接触、对其才华人品颇为欣赏的外国使臣、胡商、客卿,闻此噩耗,也在叹息之余,生出几分对大唐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感。他们不清楚,那位对“异域学问”表现出浓厚兴趣、主张“海纳百川”的年轻皇太孙离去后,帝国的开放政策,是否还能如从前一般坚定?那位悲痛中的太子,是否还有心力继续推动那些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宏大计划?
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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