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是商行招募或自发结伴。他们的脸上，离愁被一种更为强烈的渴望、焦虑与兴奋所取代。谈论的不是土地与温饱，而是“金砂成色”、“矿脉消息”、“与土人交易之利”。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水手，正唾沫横飞地对围着他的听众讲述：“……那金山河道，日光一照，真真是金光点点！不需甚深掘，拿个簸箕在河里淘洗，一日所得，便胜过你在中原苦熬一年！就是路上凶险些，十成里总要折损二三成……可留下的，但凡不死，哪个不是衣锦还乡？至少也置下偌大家业！”
人群爆发出惊叹、质疑和更热切的追问。一个年轻人握紧腰间简陋的包裹，里面除了干粮，只有一把锋利的短刀和几个空皮袋，他望着西方大海的方向，眼神炽热，仿佛已经看到了那流淌着黄金的河流。
广州港的景象，只是这个时代宏大画卷的一角。在泉州、在明州、在登州，类似的场景以不同的规模、不同的目的地，日复一日地上演着。一股前所未有、持续不断、规模日益扩大的移民潮，正从大唐帝国漫长海岸线的各个港口涌出，奔向浩瀚的南方和东方。这不再是零星的商旅、使节或军事征伐，而是携家带口、怀揣梦想或仅仅是为了活下去的、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迁徙。华夏民族，这个数千年来以农耕为本、安土重迁的民族，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深刻的地理与命运的大分流。
迁徙的推力与拉力：为何背井离乡？
这场大迁徙的源头，错综复杂。
推力，来自帝国本土的内部压力。
• 土地与人口：永昌盛世，人口繁育，尤其在江南、华南、巴蜀等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均田制在许多地方早已名存实亡，失地农民沦为佃户或流民，生活困苦。官府组织的移民，首先瞄准的便是这些人。
• 灾害与动荡：尽管是盛世，局部的水旱蝗灾、黄河改道的遗患、偶尔的边地兵燹，仍会造成区域性的生存危机。朝廷将部分灾民、流民定向迁移海外，既是救济，也是减轻本土压力。
• 阶层固化与上升无望：对于底层士人、破落小地主、手工业者、乃至部分不安分的庶族子弟而言，在等级森严、科举艰难、关系网密布的本土社会，上升通道狭窄。海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新唐”，他们或许能凭军功、凭开垦、凭手艺、甚至凭胆识，获得在本土难以企及的土地、财富、地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古老梦想，在海外新土似乎有了新的实现途径。
• 法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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