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十七分，重庆大厦307室的台灯还亮着。
赵鑫放下钢笔，对着灯光活动酸痛的手指。
指节处新磨出的茧子，在昏黄光晕下泛着淡白，像小小的勋章。
——这是他连续熬了第五个通宵的见证。
桌角堆着八章完整的手稿，近五万字，每一页都工整得像是印刷品。
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某些段落旁有细微的修改痕迹，某些句子被划掉重写。
——那是赵鑫在与自己较劲，与记忆中那部经典电视剧较劲，与这个尚未见识过这般叙事方式的时代较劲。
他写的不是简单的民国故事。
他在用文字拍摄一部电影。
“（特写：许文强的手指在颤抖，不是恐惧，是压抑了太久的愤怒。那幅油画在他手中撕裂，锦缎般的画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像心碎的声音。）”
“（镜头拉开：冯敬尧站在阴影里，雪茄的火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他的表情看不真切，只有嘴角那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捕猎前的豹。）”
这样的括号注释，遍布手稿。
在这个连电视剧，都还停留在舞台剧风格的1975年，这种写法简直像外星来客。
赵鑫知道这很冒险。
但他更知道，有一个人能看懂。
——查良镛。
那位用武侠小说，革新了中文叙事的报媒人，那个骨子里住着老派文人灵魂的作家。
窗外的重庆大厦，从未真正沉睡。
楼下印度餐厅的鼓点刚刚歇下，楼道里，又传来菲律宾女佣用家乡话打电话的啜泣声。
大概是在诉说，被雇主克扣工资的委屈。
电梯“轰隆”上升，停在六楼，铁栅栏门拉开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这一切，构成1975年香港底层的夜曲。
赵鑫走到窗前，推开那扇永远关不严的窗。
九月的夜风，带着海港的咸湿气息涌进来。
吹散了满屋的汗味和旧书味。
他望着远处维多利亚港零星的光点，忽然想起前世，第一次看《上海滩》时的情景。
——那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夏夜，全家围着一台熊猫牌电视机，风扇吱呀呀地转，许文强和冯程程的悲剧，让母亲偷偷抹泪。
现在，他要让这个故事，提前十五年诞生。
并且，要让它以更震撼的方式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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