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医疗经验的医生）和反对者（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实验室出身、信奉“细菌学说”和“化学药物”的权威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报纸、杂志、学术沙龙，到处都能听到对“东方巫术”的嘲讽，对“不科学的草根疗法”的抨击，以及对卡特、罗伯逊等人“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质疑。甚至有人将此事与殖民主义背景下对“落后文明”的猎奇心态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对现代医学科学的侮辱。
“这简直是对理性的亵渎！”伦敦某著名医学院的教授在演讲中挥舞着刊登那篇文章的杂志，激动地说道，“我们好不容易从放血疗法和水银熏蒸的黑暗中走出来，难道要倒退到用树叶煮水和拿针乱扎的时代吗？”
“或许其中包含某些我们未知的植物碱成分，”一位药理学家在私人聚会中谨慎地表示，“但缺乏提纯、缺乏剂量控制、缺乏作用机理研究，就宣称能治疗恶性传染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
“我听说那个中国医生，甚至用了‘阴秽之气’、‘疏通经络’这样无法用仪器测量的神秘主义词汇来解释病理，”一位传教士出身的医生在给教会的信中写道，“这更像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而非医学。”
质疑、嘲讽、甚至恶意的揣测，通过电报、信件、海运的报刊杂志，漂洋过海，传回了国内。一些与西洋医学界联系密切的沿海城市报纸，率先翻译转载了这些争论，尤其是那篇质疑文章的核心观点。很快，这股“国际质疑”的风潮，裹挟着“科学”、“现代”、“先进”的标签，吹向了刚刚从瘟疫恐惧中走出的中国大地，也吹向了刚刚恢复平静的回春堂。
“老师，您看这个！”李柏拿着一份从省城寄来的、转载了外文报道的报纸，气冲冲地跑到刘智的诊室，脸色涨红，“这些洋人，简直……简直胡说八道！什么‘缺乏科学依据’，什么‘近乎巫术’！他们根本没见过当时的惨状，也没见过您的药和针是怎么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的！还有这些国内的所谓‘新学’人士，也跟着鹦鹉学舌，说什么‘中医不科学’，‘阻碍进步’！真气煞人也！”
刘智正在给一位老妪诊脉，闻言，只是抬眼淡淡地扫了一下报纸的标题，手上动作丝毫未停，语气平静无波：“脉象弦细，舌红少苔，乃是阴虚肝旺之证，我开个方子，以滋水涵木……”
“老师！”李柏急道，“他们这是在诋毁您，诋毁我们中医啊！您就不生气吗？”
开好方子，仔细叮嘱了老妪注意事项，送走病人，刘智才接过报纸，慢慢看了起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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