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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投下浓密的树荫。一个推着木制手推车的小贩，正在树下叫卖冰棍。
手推车上盖着厚厚的棉被，里面是一个内胆铺着保温石棉的木箱。木箱里放着从化工厂制冰车间批发来的大冰块，冰块中间夹着一根根用糖水和绿豆熬制冻成的冰棍。
“冰棍——绿豆冰棍——”
几个刚从附近第三机械配件厂下了白班的工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短袖工装，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
“老板，拿四根绿豆的。”一名年轻工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面值五分的西北票。
小贩掀开棉被，一股凉气冒了出来。他麻利地拿出四根硬邦邦的冰棍递过去，找回两分钱。
工人们推着车，在树荫下啃着冰棍，缓解着车间里带出来的燥热。
“今天报纸看了没？”一个年长的工人咬了一口冰棍，含糊不清地说道。
“看了。头版登了政务院实业总署的公告。”年轻工人回答，“上面列了长长一串单子。鞍山、本溪、抚顺的什么制铁所、煤矿，全让咱们接收了。好家伙，光高炉就有十几座。”
“可不是嘛。”老工人点头，“厂长上午开会说了，咱们厂下个月要扩大招工。还得从咱们这些老钳工里抽调几十个人，坐火车去东北那边，带带新徒弟，把那边被炸坏的机器给修起来。”
“那感情好。东北那地方煤铁多，厂子修好了，咱们不用全靠包头那一条线供料了。”年轻工人擦了擦嘴角的冰水，“到时候钢材多了，咱们厂是不是也能接点造卡车底盘的大活儿？天天车这些小号螺母，没劲。”
在西京老百姓的眼中，战争的胜利不再是用杀了多少敌人来衡量。他们更关心的是，前线的胜利能带回多少座工厂，能增加多少吨的钢铁产量，能为这座城市提供多少个新的就业岗位。
这种深入骨髓的工业化思维，已经成为了大西北最坚实的基础意识。
七月中旬。
西京政务院办公大楼。
机要室内，空调的冷风维持着适宜的温度。
李枭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桌子正中央，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用火漆铅封的厚重牛皮纸文件袋。
文件袋的表面，除了盖着内卫局最高绝密印章外，还用红色的粗笔画了一个由三个扇形组成的圆形警示标志。
李枭看着那个符号，目光深邃而专注。
这是由专人乘坐军用运输机，从甘肃祁连山腹地的第零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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