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冬天，北方的冷空气越过南岭，给鹏城这座四季常青的特区城市带来了一丝凛冽的寒意。
清晨六点，天色还是一片昏暗，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橘黄色的光晕。罗湖区的一条新建柏油马路旁，几家卖早餐的连排大棚早就支了起来。白色的蒸汽从高高摞起的竹蒸笼缝隙里呼啸着往外窜，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米浆香气、豉油的咸香以及现磨豆浆那种特有的豆腥味。
赵黑子穿着一件崭新的深蓝色呢子夹克，脖子上随意围着一条灰色的毛线围巾，大步流星地走到了一个熟悉的摊位前。
“老板，来两份加肉的肠粉，多放点辣椒酱。再来一大碗热豆浆，多搁一勺糖！”赵黑子操着已经带着几分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大声吆喝着。
“好嘞，赵主管！您先找个地方坐，马上就来！”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本地汉子，手脚麻利地将米浆均匀地铺在蒸屉的白布上，撒上腌制好的猪肉碎，动作行云流水。
赵黑子在靠角落的一张折叠桌旁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他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色的烟雾，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打工人群，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踏实感。
距离他当年在码头上扛大包、为了几块钱和老孙去倒卖走私电子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场由国家出面主导、用海量廉价商品直接砸盘的双轨制价格战，不仅彻底绞杀了特区第一批畸形生长的投机资本，也硬生生地把赵黑子逼回了工厂的流水线。
事实证明，那条路走对了。
赵黑子手脚勤快，脑子也灵活。在制衣厂踩了半年缝纫机后，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到了隔壁刚刚扩建的华星电子总厂担任装配车间的线长，现在更是被提拔成了主管。他现在的底薪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奖金和超额绩效，一个月能拿到将近三百块钱。这在内地的许多老国营厂里，是一个八级老工人都望尘莫及的天文数字。
“赵哥，今天来得这么早？”一个穿着厂服的年轻小伙子端着一碗汤粉凑了过来，在赵黑子对面坐下。这是他手底下的质检员小张。
“能不早吗？”赵黑子把烟头在桌脚按灭，端起老板刚送上来的热豆浆喝了一大口，滚烫的甜味顺着食道流进胃里，驱散了清晨的寒气。“二号仓库里压着的那批计算机的组装套件，还有五万台出口美国的高档双卡录音机，今天上午海关那边的车就要来拉货了。这可是年底最大的一笔外贸单子，那边的经销商催得眼睛都红了。我得亲自去盯着装车，要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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