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教授正看着她。
“你是新来的，对吧？来自中国？”
“是的。”她说。
“来吧。试试吧。”
汪昭站起来，走上讲台，拿起粉笔。
她没说话。
她直接写。
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她写得很快，字迹不算漂亮，但清清楚楚。
解出来了。
她放下粉笔，转过身。
教授看着黑板，点了点头。
“正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
“汪昭。”
“汪，”教授说，“你话不多，对吧？”
教室里有人笑了。
汪昭回到座位上，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有点发烫。
不是紧张。是气的。
气自己说不出来。
中午，汪昭一个人去食堂。
食堂很大，能坐几百个人，屋顶很高，窗户也高，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照得空气里的灰尘都看得见。
她端着托盘，在取餐区转了一圈。菜比她想象的多，但大部分她不认识。最后她指了一下烤鸡和土豆泥，又拿了一杯水。
然后她站在食堂中间，不知道该坐哪儿。
大部分的桌子都坐了人，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她扫了一圈，没有看到空位，也没有看到熟悉的脸。
她站在那里，端着托盘，像一根电线杆。
大概过了十几秒——也可能更久——她看到角落里有一张空桌子。两个人坐的，只坐了一个人，对面是空的。
她走过去，坐下来。
对面的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手里拿着一本物理书。
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汪昭低头吃饭。烤鸡有点柴，土豆泥还不错。
她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留学生活的真相。不是电影里那种在草坪上弹吉他、跟外国朋友聊天的画面。是一个人端着托盘，在偌大的食堂里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吃完，然后走。
吃完饭后，她去邮局。
这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寄信。给父母写了一封，给张幼仪写了一封。
给父母的那封很短：
父亲母亲大人：
已到匹兹堡，一切安好。宿舍条件尚可，室友是个美国姑娘，人不错。数学课已经开始，教授很严格。我会好好念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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