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了。”汪父说，“你说想我们，说聪聪想外婆。托词。”他顿了一下，把报纸又拿起来，哗哗地翻了几页。“你是担心日本人打过来。”
汪昭没接话。方蕙的脸色变了一下，看了看汪父，又看了看汪昭。
“爸，南京再不济，”汪昭说，“我在那儿。有什么消息我能第一时间知道。你们在上海，离我太远了。”
汪父把报纸放下，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没接话。方蕙坐在旁边，两只手拢在膝盖上，没动。
半晌，方蕙开口了。“你爸是挪不动了，经不起折腾。”她看了汪父一眼，又看汪昭，“你让我们想想。”
汪昭没再催，站起来说自己打电话给大哥。
客厅的电话在走廊尽头，汪昭拨了大哥广州那边的号码。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是厂里的工人，说大老板今天去码头了，要不要留话。汪昭说不用了，我回头再打。挂了电话站在那儿，走廊的窗户正对着法租界的街道，梧桐树绿了，街上人来人往，人力车跑过去，车铃叮当叮当响。
一切都好好的。但她知道这种“好好的”，不会太久了。
回到客厅，方蕙不在，汪父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汪昭走过去坐下。
“爸。”
“嗯。”
“您是不是觉得我大惊小怪？”
汪父没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当年不少族里的亲戚，从扬州跑到上海，那年闹长毛。那些人跑的时候，带的不是金银，是一捆账本。”老爷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别人的命不值钱，自己的账值钱。”
汪昭没接话。
“你比他强，”汪父说，“至少你跑的时候知道把娘带上。”
汪昭鼻子酸了一下，笑了。“那您呢？”
“我再想想。”汪父说。
晚上方蕙做了粢饭团，汪昭小时候最爱吃的。饭桌上三个人没怎么说话。
汪昭吃了一块，甜，和上次带回去的味道一样。
晚上躺在房间，床单新换的，晒过太阳的味道。窗外的上海安静下来了，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近了又远了。方蕙敲门进来，坐在床边。
“你爸今天看了好久的报纸。”方蕙说，“看完放那儿，又拿起来翻。翻完又放下。”
汪昭躺着没动。方蕙的手伸过来，在她手背上拍了拍。
“你睡吧，”方蕙说，“明天再说。”
第二天早上汪昭走之前，又去了一趟客厅。汪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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