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引导其才能为新体系服务；而对于戈尔茨这样冥顽不化的死硬派，则采取明确的压制和孤立，防止其成为抵抗的核心。
这套组合拳并不华丽，却异常有效，它正在一点点地侵蚀着旧军官集团的心理防线，将他们推向各自不同的未来。施密特那句“观察和评估”的话语，此刻在西克特听来，充满了冷酷的实践意味。
西克特自己呢？
他依然保持着谨慎和距离。
但他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用韦格纳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西方封锁、内部整合、经济重建——来评估其各项政策的合理性。
西克特不再仅仅视其为“叛乱者”，而是作为一个需要应对极端复杂局面的“执政集团”来审视。
当他阅读到韦格纳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专业化人才对于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性”的论述时，他甚至产生了一丝荒谬的认同感——这与他过去试图在旧帝国框架内推行军事现代化和总参谋部高效运作的某些思路，在“实用主义”的层面，竟有隐约的相通之处。
年轻的军官们更快地适应了这种“再评估”式的生活，因为他们背负的历史包袱更轻，对未来的职业期许却依然存在。
学院的高墙和铁丝网可以禁锢他们的身体，却无法完全阻止思想在事实与逻辑的碰撞中悄然演变。
西克特清楚地意识到，一种缓慢但深刻的转化正在这群帝国军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中发生。
他们或许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狂热的信徒，但他们很可能在未来，成为这个红色德国可以 “有限度使用” 的专业人才。
而这一点，恰恰是韦格纳和施密特这类人最高明，也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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