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二世没法向外界交代。
马尼乌可以死，但不能死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
他只能死在监狱里，“因病去世”，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击毙”——这些都是体面的死法，能给外界一个交代。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米哈伊·波普，民族农民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被关了三天之后，死在了审讯室里。
官方记录上写的是“心脏骤停”。但参与审讯的人私下里说，他是在被连续审讯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又被电击了三次，心脏承受不住了。
格奥尔基·米罗内斯库，前首相，马尼乌的亲密盟友，七十一岁。
他没有被打——打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传出去不好听。
但他被关在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的温度里关了五天。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浑身发紫，已经说不出话了。后来他被送进了监狱医院，但谁也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维克多·布内斯库，议会党团领袖，四十五岁。他是少数几个扛住了没有开口的人之一。秘密警察把他吊起来，用浸了盐水的鞭子抽他，打断了他三根肋骨。
他始终没有说一个名字。后来他被转移到了黑海沿岸的秘密监狱，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康斯坦丁·蒂特尔，布加勒斯特市委负责人，三十八岁。他没有扛住。在被打断了两根手指之后，他开口了。
他说出了几个名字，几个地址，几个联络方式。第二天，又一批人被捕了。其中有一个是他大学时的同学，两个人曾经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过马克思和列宁。
蒂特尔变节之后，被秘密警察放了出来。他们让他继续跟以前的人保持联系，继续参加地下活动，然后把每一次见面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都报告给秘密警察。
他照做了，而这样的人，不止蒂特尔一个。
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一个人开口了，他供出来的名字被逮捕了，新的人被带进来，新的人又开口了。链式反应，像多米诺骨牌，一倒倒一片。
有些变节者后来被秘密警察发展成为线人，穿着便衣，回到原来的单位、原来的社区、原来的朋友圈子里，继续替秘密警察搜集情报。
但也有一些人，在变节之后，后悔了。
有一个叫安德烈的年轻人，是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学生，二十二岁。他被捕之后，挨了一顿打，就开口了。他说出了他在学校里认识的几个同情共产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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