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宁街十号。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
这是鲍德温首相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的第三次内阁扩大会议。
鲍德温坐在长桌的主位，面色灰败，眼袋深得像两道沟壑。
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合眼了，或者说合了眼也睡不着。地中海被堵了，殖民地援军迟迟不到，北方的红色区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而他的内阁，在这最需要统一意志的时刻，意见也出现了分裂。
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第一个发言。他是律师出身，说话条理清晰，但今天他的语气里多了一种平时很少见到的东西——急躁。
“首相，诸位，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了。”西蒙把一份厚厚的文件摔在桌上，那是警察系统和国内情报部门汇总的北方局势报告。
“利物浦、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已经彻底沦陷。诺丁汉、莱斯特、德比正在被所谓的‘工人卫队’逐个占领。伯明翰告急，考文垂告急，连北安普顿都出现了红旗。我们每犹豫一天，就有更多的领土从地图上变成红色。”
“我们手上还有兵力。伦敦周边已经集结了超过十二万正规军，加上警察和志愿人员，总兵力接近二十万。
我们现在就应该立即向北推进，趁那些红色的暴民还没有站稳脚跟，把他们从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一个一个地拔掉。”
陆军大臣基奇纳勋爵坐在西蒙的对面，
“西蒙爵士，”基奇纳开口了，
“你刚才说的‘十二万正规军’，有多少是刚从训练营里拉出来的新兵？有多少是从殖民地带回来的疲惫之师？又有多少是昨天刚领了双倍军饷、今天就在盘算‘如果共产党打过来我该往哪边跑’的人呢？”
他放下水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
“我不是反对进攻。我是反对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攻。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愿意向工人开枪——这是事实。
你把他们推到谢菲尔德城外，让他们去攻打那些握着步枪的工人，结果会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清了清嗓子，他刚从外交部大楼赶过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刚从电报室送来的最新消息。
“基奇纳勋爵说得对，军事行动需要谨慎。但我认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国内，在国外。”他把那叠电报摊在桌上，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份。
“意大利人封锁了地中海。我们的回援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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