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当年终奖的消息，还是像开春后化冻的雪水，淅淅沥沥地漏了出去，在开发区几家相邻的厂子，慢慢浸润开来。
最先是在小饭店、路边摊，几个穿着不同厂服、相熟的工人凑在一起喝酒，话赶话，就带了出来。
“听说了没？永鑫那边，哦，现在叫开飞二厂了，年终奖发了一个月！”
“一个月？扯呢吧！他们厂机器都没开全，哪来的钱？”
“千真万确！我小舅子他连襟就在里面，卡上多打了四千多，就是整月工资！”
“……”
话到这里，酒桌上就会短暂地沉默一下，然后就是更长、更闷的喝酒声。
羡慕的酸水，混着自家处境的苦水，一起往肚子里咽。
消息传到长丰机械，就像一颗火星子溅进了堆满干刨花的车间。
“一个月！他们屁活没干，白拿一个月！”
“我们呢？十一月份以后的工资在哪儿呢？”
“当初要不是……咱们现在是不是也能拿这个钱？”
类似的议论，不再是角落里压抑的嘀咕，开始在车间、在食堂、在厂区道路上明目张胆地流传。
愤怒有了更具体、更鲜活的靶子，不再是缥缈的“领导决策”或“市场不好”，而是那家红红火火、对“闲人”都如此慷慨的企业，以及那个曾经触手可及、却被硬生生推开的“如果”。
工人如此，中层干部们更是如坐针毡。
生产科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窗台上枯死的绿植发呆。
以前下面闹，他还能压一压，劝一劝，说“厂里困难”、“上面在想办法”。
“办法”就明晃晃地摆在那里——效益好，就真分钱。这让他还怎么张嘴去劝？连他自己心里都窝着一团火，一股难以言说的憋屈。
负责安全的副厂长在厂区巡视，听到几个老工人蹲在设备旁，不是讨论技术问题，而是在算账：“老张，你说要是当初成了，咱现在是不是也该发钱了？不说一个月，半个月也行啊……”
副厂长脚步骤停，想开口训斥两句“不要瞎议论”，话到嘴边，却觉得无比苍白，最终只是沉着脸快步走开。
他知道，人心里的那杆秤，已经彻底歪了。以前是“大家都没肉吃”，现在是“隔壁有肉汤，我们连粥都快没了”，这队伍，没法带了。
压力，沿着早已绷紧的管理链条，不受控制地向上传递。
市里，刘副市长面前的烟灰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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