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马来人，即便偶尔有白人犯罪，也能通过保释等方式逃脱牢狱之灾，不至于真的关进去。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军逼近狮城时逃离狮城，日军被南部非洲远征军击败之后，他们试图返回狮城，却遭到战争委员会的拒绝，于是他们就选择以各种方式偷渡回狮城，再然后他们就被关进监狱。”肯尼·威尔逊也很无奈，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固然是正确的，但是既然选择当逃兵，那就要承担当逃兵的后果。
战争状态下当逃兵，是要被执行军法的。
英治时期，白人就算犯罪也会被从轻发落。
日军逼近狮城的时候，海峡殖民地总督都仓皇出逃了，整个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也不能怪那些英国人逃走，他们可没有和狮城共存亡的自觉。
只有真正的狮城人，才会选择在那种时候战斗到底。
“战争委员会必须解散，鼹鼠、叛徒、蛀虫——”蒙巴顿对战争委员会的厌恶，上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
几乎所有战争委员会成员，都是英治时期的殖民地官员，是英国人一手培养一手提拔的栋梁之材。
英国的殖民地实在是太大了，跟海外殖民地相比，英国人的数量太少，根本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充分管理，只能以夷制夷。
英治时期，对狮城实行“分而治之”的种族隔离政策，各族群团体之间有很明显的经济、劳工分界线，各自居住在彼此独立的空间区域，泾渭分明。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是单一殖民地经济的补充，对各族群团体进行分化和拉拢，并且制造矛盾，英国人就可以处于超然地位居中调解，坐收渔翁之利。
弊端同样也很明显。
狮城主要由英国人、华人、和马来人组成，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
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华人处于劣势地位，只能接受英国的殖民。
现在有了南部非洲远征军的帮助，华人还会接受英国的统治吗？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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