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王不应该言利，是因为王乃一国之主，人之表率。”
“王若是惟利是求，说‘何以利吾国’，则此端一倡，人人皆效尤。为大夫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家？’为士庶人的便计算说：‘何以利吾身？’上取利于下，下取利于上，上下交相征利，而弑夺之祸起，国从此危矣。”
“此所谓：万乘大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张居正讲起了孟子，正好，和今天还田的事儿所对应，一国的君王，唯利是求，弑夺之祸必起。
谭纶是进士出身，自然懂这个道理，他说抄家，就是调解下气氛，说到还田时，气氛太过于紧张了，恨不得不能呼吸一样，兹事体大。
朱翊钧颇为认同的说道：“唯利是求，就会弑夺之祸，千乘弑万乘，百乘弑千乘，立刻就会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家臣出，天下无道。”
“可是，一国之君，不应言利吗？”
张居正立刻否认道：“当然不是。”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
“此处为亦有，也有，孟子说，君王不是不应该言利，而是不能只说功利，也应该好仁义。”
就像是知行合一，就像是孔夫子赤子之心纯白至质一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不断的解读再解读，慢慢的失去了本意，当打开这些经典，按照其本意去理解，就发现，其实孔孟之道，并非不言利，只是相比较之下更重仁义。
可是读书人读着读着，就变成了耻于言利，不应言利。
张居正接着说道：“孟子跟梁惠王说治国需要仁义，是因为当时王道不明，人心陷溺，各国的游士，莫不是以功利之说，阿奉君王，就尽是些苟且之言，而孟子独举仁义，是为了遏制人欲横流，存天理于即将毁灭之时，其有大功。”
“七篇之中，无非此意，读者宜详味焉。”
孟子只说仁义，是孟子所处的环境下，世上的公功利之说已经足够多了，而不是孟子不讲功利，若是只读《孔子》、《孟子》，死板教条，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去理解圣人训，一定无法理解圣人的本意。
“先生大才。”朱翊钧颇为感慨的说道：“礼部尚书万士和，之前为南衙缙绅申辩时，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惟曰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以启危亡之祸！”
“惟，只有，万士和说只讲仁义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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