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且要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
这在最开始是个优差，毕竟掌握权力，就可以中饱私囊、为祸乡里，可是随着官田减少、百姓逃亡越来越多、兼并严重，粮长催办粮差，收不上来的税，就只能由自己赔付，变成了苦役后，粮长也开始逃难。
大明的基层组织，彻底瓦解。
大明现在催办粮差，多数都是由县衙的户房找人挂名粮长派出，而后带着充斥着三教九流、来路不明的衙役们，武装催收，而百姓们则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装抗税，这种斗争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县衙要多依赖大户认捐缴纳，这样就不必下乡过分催收闹出民乱了，长此以往，大明已经实质性形成了地主富民为乡野基层领导层的社会政治秩序。
所以，地方和乡贤缙绅们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配合纳税给朝廷交差。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纳粮，所以就只能为乡贤缙绅们大开方便之门，清丈，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确定地籍所属，偷税漏税的实在是太多，大明财用大亏，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谁手里，这说得过去。
（基层架构）
王崇古说的是有道理的，还田法最后要落到乡野之间，还田法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它让地主富民、乡贤缙绅们自己割自己的肉，喂给过去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百姓，乡贤缙绅又不是割肉喂鹰的佛祖菩萨。
多数的乡贤缙绅，其实就是恶霸，为祸一方，砖瓦匠给他家修个房子，还要倒找钱，别人路过不扒一层皮下来。
这和当初贾似道搞得公田法失败和局限性是相同的，基层是乡贤缙绅，要让乡贤缙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大司徒和少司徒说得对，要等大明京营回京。”朱翊钧对大明基层组织的败坏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要一蹴而就，张居正已经划出了三个阶段来，这三個阶段，要用十年、二十年去实现。
大明清丈，跌跌撞撞的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亩。
以《还田疏》为纲领，不断的在实践之中修修补补，完善还田疏，才是践履之实。
朱翊钧颇为确切的说道：“朕从没说过要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它，王次辅多虑了，徐徐图之。”
王崇古再次俯首说道：“陛下深谙矛盾说，对矛盾说造诣极高，人地矛盾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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