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招你那天说的话吗?”
阿水挺直了背:“记得。您说,做生意和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守规矩。不该问的不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记的不记。”
“你现在还想跟着我干吗?”
年轻人沉默了。窗外飘来鱼市的味道,混合着柴油和海藻的腥气。高雄港的夜晚从来不是安静的,货轮装卸的轰鸣,苦力号子,妓女的调笑,警笛偶尔划过夜空——这一切构成了1953年台湾南部港口城市的背景音。但在这些声音之下,还有另一种更隐秘的声响:皮鞋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手铐碰撞的金属声,以及无声的消失。
“我娘说,我爹是1947年‘二二八’时没的。”阿水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那些当兵的闯进家里,说我爹藏了‘匪谍’。他们搜了一整天,最后在米缸里找到一本《三民主义》……就凭这个,把我爹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林默涵静静听着。窗外,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
“我娘哭瞎了一只眼。我十六岁就到码头扛包,扛了四年,那些工头克扣工钱,生病了就把你踢开。直到沈先生您雇了我,给我双倍工钱,还让我娘去看医生。”阿水抬起头,眼眶发红,“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谁是好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林默涵合上账册,走到阿水面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这个动作让阿水愣住了——在他印象中,这位总是温文儒雅却又带着疏离感的沈先生,从未有过如此亲近的举动。
“明天早上,你去银行取一笔款子,送到你家里。然后带你娘去台南住一阵子,就说……就说是我派你去看那边的分号。”
“沈先生?”
“听话。”林默涵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台南的林记绸缎庄,掌柜姓王,是我故交。你拿这个去找他。”
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银元,在灯光下翻转。银元边缘有一道浅浅的刻痕,像是无意中划伤的,但阿水注意到,那道刻痕正好穿过“壹圆”的“壹”字。
“记住了,这枚银元就是信物。王掌柜看到,自然会安顿你们母子。”
阿水接过银元,触手冰凉。他想问什么,但看到林默涵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眼神他见过一次——三个月前,海关缉私队来查一批“违规”的糖货,沈先生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那些当兵的,然后笑着递上红包。但阿水分明看到,沈先生背在身后的左手,指节捏得发白。
“我现在就去?”阿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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