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临下的观察、研究、记录姿态,既满足了猎奇心和求知欲,又确保了文化主体性的不受动摇。
于是,在官方主导下,对异域风俗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更加系统化。鸿胪寺的官员、往来商旅、甚至边境的戍卒,都接到了留心记录外邦风土人情的指示。这些光怪陆离的见闻,被不断补充进日益庞大的档案之中。它们不仅满足了上层的好奇心,也悄然改变着一些有识之士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原来并非只有“华夏”与“四夷”的简单二分,在已知的“四夷”之外,还有如此众多形态各异、难以用既有观念去简单归类的人群与文明。
苏琬在整理这些材料时,在私札中写道:“……观四方风俗,千奇百怪,有骇人听闻者,有匪夷所思者,亦有可悯可叹者。始知圣人制礼作乐,化民成俗之功,何其伟也! 然天地生物,各禀其性,风俗之成,岂无因由?今我朝广采博收,非为慕异,实为知己知彼,镜鉴自身。见夷俗之野,愈当珍惜我礼乐之盛;知寰宇之广,愈当奋发以扬我声教。此或为天后与殿下深意所在。”
李瑾在翻阅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的“异域风俗考”时,心中那份“大唐中心”的认知,也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中心感并未消失,反而因对比而更显强烈,但这种中心感,不再仅仅建立在“天朝上国”的盲目自信上,而是开始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图景、更复杂的文明比较联系起来。他知道,这些记录,连同那些天文、医药、算学知识一样,都在潜移默化地拓宽着这个帝国的视野,也在考验着它消化、理解和应对差异的能力。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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