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因为一场秋雨淋了寒，高烧不退，烧了好几天，差点没命。她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进来”的。
穿蓝布衫的女人是她的母亲，娘家姓方，单名一个蕙字。父亲叫汪仲和，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不像盐商，倒像个教书先生。
汪昭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他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说：“烧退了就好。下次不许再淋雨。”
语气不算温柔，但眼神里有实实在在的担心。
“知道了，爹。”她说。
汪仲和微微一愣，似乎觉得女儿今天说话的语气不太一样，但他没多想，点了点头出去了。
几天后，汪昭能下床了。
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看着母亲方蕙在廊下绣花。方蕙是个读过书的女子，娘家也是扬州的书香门第，嫁给汪仲和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就是汪昭，是最小的一个。
两个哥哥都在外地的学堂念书，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
“娘，现在是哪一年？”
方蕙觉得这问题有点奇怪，但还是回答了：“民国了，今年是民国元年。”
她深吸一口气。
汪昭后来才知道，父亲做的叫“盐引”——说白了就是食盐运销的许可证。扬州盐商分总商和散商，他们家不是总商，但也不差。
方蕙有时候会念叨：“你爹这个人啊，别的本事没有，算账是一把好手。”
接下来的日子，汪昭慢慢适应了新身份。
她发现这具身体有一个了不得的天赋——对数字异常敏感。
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父亲在堂屋算账的时候。
汪昭坐在他腿上，本来是等他算完了好吃饭。她百无聊赖地瞥了一眼桌上的账本，密密麻麻的数字，她扫了一遍，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这页的加总不对。
她愣了一下，以为自己看错了。再看一眼，心算了一遍——
真的不对。少了十二两银子。
“爹，”她开口，“您这页的账，好像加错了。”
汪仲和停下算盘，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女儿：“你说什么？”
“您算一下最后那列，”汪昭指着账本，“应该是四百二十三两，不是四百一十一两。”
汪仲和将信将疑地重新加了一遍。他的表情从怀疑变成惊讶，又从惊讶变成震惊。
“昭儿，你怎么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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