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母亲从上海打来电话。
方蕙在那边问：“昭儿，过年什么时候回来？火车票买了没有？”汪昭一只手拿着听筒，另一只手下意识地捻着电话线，在指腹上缠了一圈又放开。“娘，今年可能回不去了。”她顿了一下，“楚材这边忙，走不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汪父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闷闷的，像是用手捂住了话筒在说什么。方蕙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爹问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不是问句，是陈述。汪父这辈子做过盐商，见过官场，知道体面人不会无缘无故在年节失礼。走不开就是不好走，不好走就是走不得。
汪昭握着听筒，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娘，您跟爹说，今年不能回去陪二老了。等这阵子过去，我和楚材回上海看你们。”方蕙又沉默了一下。这一次更长。然后话筒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被人接过去了。
汪父的声音响起来。没有寒暄，没有铺垫。“昭儿，”他说，“你照顾好自己。今年回不来就算了。等过去这阵，再回来也不迟。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挂了吧。”
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地响。汪昭站在那里握着听筒，回过神来，她慢慢把听筒放回去。
腊月二十九，小年。楚材没有回来。三十也没有。
正月初五，还是没有。初六也没有。
初七上午，汪昭接到他的电话。那边很安静，听不到翻文件的声音，也听不到脚步声，像是他把听筒拿在手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帮我带几件换洗衣服来。在办公室。”声音是哑的，像好几天没合眼。汪昭挂了电话，上楼。
衣柜里他的衬衫叠得整整齐齐。她拿了两件白的，一条领带，一套干净的睡衣，又塞了条换洗的内裤。她把所有东西码进牛皮纸袋里，抱在胸前下了楼。
小张把车停在巷口。她上车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没说话。车子开到丁家桥。那栋灰色大楼在一月的薄雾里灰扑扑的，像一头蹲伏的兽。走廊里的灯比平时暗，有几个人进进出出，步子很快，谁也不看谁。副官在楼梯口迎她，压低声音：“太太，秘书长在办公室。”
汪昭上了楼。走廊尽头那扇门关着。她敲了两下。
“进来。”
楚材坐在办公桌后面，大衣没脱，领带松了半截。桌上文件堆了几摞，电报、报告、密函。面前摊着一张电报纸，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十来行字。汪昭没有看那些字。她看了他的脸——眼下青黑，嘴唇干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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