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通行证的当天傍晚，郑耀先就出了门。
他没有告诉赵简之和宋孝安自己要去哪里，只说了一句“我去办件私事”，然后把那张通行证揣进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披上旧大衣，戴上一顶灰色的呢帽，走进了暮色渐沉的法租界街道。
十一月的上海已经冷得够呛了。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残留在枝头的几片枯叶被风吹得直打旋。郑耀先走在霞飞路的人行道上，脚步不紧不慢，表面上看跟一个下班回家的小职员没有任何区别，
但他的眼睛一刻都没有闲着。
路口有两个穿灰色棉袍的人靠在电线杆旁边抽烟，其中一个的棉袍下摆鼓出了一块，是藏着短枪的形状。另一个人手里夹着的烟始终没有往嘴边送过一次，眼睛在每个经过的行人脸上都要停留两秒钟。
特高课的便衣。
孤岛沦陷以后，这些人比以前更猖狂了。他们虽然不敢在法租界穿军装拿步枪，但以各种身份作为掩护，在租界边缘的街道上游荡，盘查来往行人，尤其是在电台、报馆和洋行工作的中国人。
郑耀先绕了一条远路，避开了那两个便衣，从金神父路拐到了吕班路，最后在霞飞路的另一头一间修自行车的铺子前停了下来。
铺子里的老头正在关门打烊，郑耀先冲他微微点了点头，老头递过来一把车钥匙，然后缩回了铺子里，这是宋孝安之前安排好的一个交通暗桩。
一辆黑色的奥斯汀轿车停在弄堂口的阴影里。郑耀先发动了引擎，车灯没开，沿着霞飞路慢慢地往东驶去。
程真儿工作的法租界广播电台在霞飞路东段的一栋白色小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法语广播部的翻译和播音员，每天傍晚六点下班。
郑耀先把车停在了对面马路的一棵梧桐树下，熄了引擎。从这个位置，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广播电台的大门，但因为隔着一条马路和一排铁丝网路障，对面的人很难看清他的脸。
六点零三分，程真儿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布旗袍，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毛线开衫。头发挽在脑后，没有任何装饰。她的手里提着一个皮质的公文包，里面大概装着明天的广播稿和一些法语资料。
她看起来比几个月前瘦了一些，脸色也苍白了不少，但走路的姿态依然挺拔而从容，像是在向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市宣示着某种不肯低头的倔强。
郑耀先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方向盘，
然后他看到了那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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