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那个曾经满怀理想投身革命的青年,在“二二八事件”后的清乡行动中,因为私下放走两名疑似“**分子”的村民,被宪兵队当场击毙。尸体送回老家时,母亲哭瞎了一只眼睛。
而击毙哥哥的宪兵队长,第二年就因“肃清有功”晋升少校,现在在警备司令部任职,每天开着吉普车招摇过市。
从那时起,江一苇就知道,在这个岛上,所谓的“忠党爱国”不过是屠杀同胞的借口,所谓的“反对地下党复国”不过是维持特权的手段。
他加入军情局,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这是乱世中难得的铁饭碗。他努力工作,不是想升官发财,只是想让老家的母亲和妹妹能够活下去。
直到一年前,他在整理“二二八事件”的封存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份名单——那些被秘密处决的“**嫌疑分子”中,有他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有他哥哥生前的挚友,有他老家隔壁那个总是笑眯眯的杂货铺老板。
他们都死了,死在“忠党爱国”的枪口下。
而他们的罪名,大多只是“思想左倾”、“同情**”、“散布不当言论”。
那天晚上,江一苇在档案室里待到凌晨。他一份份地翻阅那些泛黄的卷宗,看着一张张模糊的照片,读着一行行冰冷的“处决记录”,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碎裂、重组。
离开档案室时,天已经快亮了。他走到淡水河边,看着对岸灰蒙蒙的观音山,突然想起哥哥临终前对他说的话:
“一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在错误的路上,要有勇气回头。”
可是回头,谈何容易。
他已经在军情局工作了两年,经手过无数机密,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如果他表现出任何“思想动摇”的迹象,魏正宏会第一个把他送进审讯室。
他只能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系统中,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像走钢丝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直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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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夜接头
那天是1953年9月12日,星期六,晚上八点。
江一苇加班整理完最后一份文件,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电话突然响了。是魏正宏从家里打来的:
“一苇,我书房左手边第二个书架的《古文观止》里,夹着一份‘高雄港务稽查报告’,你马上给我送到家里来。现在就要。”
江一苇不敢怠慢,立刻找到那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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