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台北的冬夜冷得没有声音。
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冽刺骨的寒，而是从淡水河面上慢慢爬上岸的湿冷。它钻进人的衣领，贴着脊背往下走，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骨头缝里一寸一寸地摸索。
凌晨两点十七分，林默涵从延平北路一家早已打烊的棉布行后门走了出来。
他身上披着一件深灰色呢大衣，衣摆被夜风吹得轻轻晃动。大衣的领口竖起，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沉静的眼睛。他的脚步很轻，像怕惊动这座被白色恐怖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
三天前，“海燕通缉令“贴满了台北的大街小巷。
那张印着林默涵画像的纸，此刻就贴在他身后棉布行的墙上。画像画得不算好，却抓住了最要命的地方——那双眼睛。画师显然听信了某个线人的描述，把林默涵的眼睛画得过分锐利，像两把藏在鞘里的刀。
林默涵经过画像时，连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这是他潜伏多年学会的本事：越是最危险的地方，越要表现得理所当然。就像此刻，他手里提着一只藤编药箱，脚步从容，仿佛只是一个被急召出诊的大夫，而不是一个被悬赏五万银元的**情报员。
药箱里没有药。
里面装着一台改装过的微型发报机，三卷备用电池，还有一张从旧报纸上抄下来的频率表。发报机被棉絮和蜡纸裹了三层，即便有人隔着药箱敲击，也听不出里面藏着金属。
林默涵走到重庆北路转角，忽然停下脚步。
前方三十米处，一个卖馄饨的小摊还亮着灯。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缩在棉袄里，守着一口快要熄灭的炉火。炉子上的锅半掩着盖，锅里的水只剩薄薄一层，偶尔“咕嘟“一声，便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
小摊旁停着一辆漆成墨绿色的军用吉普车。
车门上，一枚青天白日徽章在昏黄的灯泡下泛着冷光。两个穿美式夹克的年轻人倚在车边抽烟，靴子踩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鞋跟有一下没一下地磕着地面。
林默涵的目光在他们脸上停了半秒。
这两个人太年轻了，年轻得不像军人，倒像是两个刚从学校里被抓来充数的学生。可他不敢因此放松警惕——越是这种人，越容易因为紧张而做出过激的事。他们手里握着的不是枪，是他们自己无处安放的恐惧。
他不动声色地转身，拐进了旁边的日新街。
日新街是一条窄巷，窄到两个人迎面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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