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十二年,盛夏。洛阳的暑气日盛,蝉鸣鼓噪,紫微城内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灼热而胶着。皇太孙李昭的周年祭奠(小祥)已过,那笼罩朝廷的、以哀思为表象的“平静期”正式结束。关于立储的暗流,终于从水底翻涌上来,开始拍打朝堂的堤岸。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零星的奏请,很快便形成了规模。先是几名御史、拾遗、补阙等言官,联名上疏,以“国本不可久虚,早定储副以安天下”为由,委婉提及太子殿下“宜广继嗣,以固宗祧”,并隐约指向太子李瑾年长之子(即庶长子李琮)的“年岁渐长,可习政事”。这像是一声发令枪,紧接着,礼部、宗正寺等主管礼仪、宗室事务的衙署,也相继有官员上表,或引经据典强调“立嫡立长,古今通义”,或从“礼制”、“人心”角度,论述早定名分的重要性。甚至,连几个平日不太过问此事的地方刺史、节度使,也仿佛约好了一般,递上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贺表兼劝进表,恭祝皇帝、太子圣体安康之余,不忘提一句“储君乃国之大计,伏惟圣虑”。
这些奏疏,措辞大多恭敬,引用的也都是煌煌正理,看似无可指摘。但背后涌动的心思,却如司马昭之心。嫡长孙已逝,太子妃苏氏“体弱多病”,难再有嫡出。那么,按照“无嫡立长”的原则,太子现存诸子中,年已十六的庶长子李琮,便成了“最合法理”的人选。 支持李琮的,除了他“长子”的身份,还有他母族郑氏在朝中并不算显赫但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一部分相对保守、希望维持现状、对“永昌新政”某些激进方面心存疑虑的朝臣——他们或许觉得,性情温和甚至有些怯懦的李琮,比起锐意改革的祖母和父亲,更容易接受“规劝”,更好“相处”。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较为务实、或与东宫关系更近的官员,则倾向于暂时搁置,认为“太子殿下春秋鼎盛,储副之事可从长计议”,或主张“诸皇子尚幼,贤愚未显,宜加教导观察,再行定夺”。更有少数真正忧虑国事、希望帝国能有一位强有力继承人的大臣,私下里对李琮的才能表示担忧,认为“储君关乎国运,非仅嫡长,当以德才为先”,但这样的话,在公开场合极少有人敢明确提及,最多只是私下议论。
朝堂之上,一场围绕着“立长”还是“选贤”的无形角力,已悄然拉开序幕。每日的朝会,空气都仿佛凝滞,奏事的大臣们言辞谨慎,御座上的女皇则不动声色,对涉及立储的奏疏,多数留中不发,或只批“知道了”三个字,态度暧昧不明,令人难以捉摸。
这一日,大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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