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大难制,甚至将来某一天,刀锋会转向不该指的方向。
苏琬在整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奏报、书信、乃至民间流传的海客谈资时,深感问题的复杂与深刻。她提笔在史稿中论述道:
“永昌中,裂土海外,四藩既立,倏忽数载。 其始也,朝廷视之,如臂使指, 虽万里之遥,诏令朝发,而夕期其奉。 然岁月既往,情势渐异。 地理之悬隔,如天堑难逾,政令之往复,动辄期年, 致使中枢之权,日削于重洋;藩国之柄,暗长于草莽。 此势也,非尽人力可逆。
“观四藩之情状,已现 ‘新唐’、‘旧唐’ 分野之兆。 所谓旧唐,根植中土,礼乐刑政,千年一脉, 其民安土重迁,诗书传家。 所谓新唐,散处八荒,或临瀚海,或处莽原, 其治不得尽循旧章, 其民不免交融蛮俗, 其风渐趋务实开拓。 金山重利而轻文,澳洲求稳而缓进,南洋通商而兼融,路径已分,特色渐显。
“朝廷所患者, 非仅藩王坐大,更惧其民离心。 今之海外唐人,首代犹怀故土之思, 然其子若孙,生于斯,长于斯, 所见者异兽奇木, 所闻者波涌风啸, 所习者与土人角逐、与山海相争。 彼等心中,‘大唐’ 二字,恐将渐从血浓于水之故国, 化为典籍传说之符号, 或权威册封之来源。 此文化认同之漂移, 其力无形,其变也渐,而其患也深。
“经济之链,亦生龃龉。 朝廷欲控商路之利,藩国思自辟财源;中枢虑金涌伤本,藩王急功近利。血脉相连,而利字当头, 温情之下,博弈暗生。
“至若甲兵之务, 尤为两难。 不使之强,则无以镇遐荒、拓新土;使之过强,则恐成割据之资, 重蹈汉末州牧、唐季藩镇覆辙。海外之师, 御外侮则为帝国干城,生内衅则成心腹大患,其权其界,何以制衡?
“故今日之局, 非旧唐 吞并新唐, 抑或新唐 脱离旧唐 之简单抉择。实乃一树既生,根干在中原,而枝叶蔓延于四海。 枝叶受异域之风土雨露,其形其性,必与根干稍异。 强求同一,则枝叶恐萎;任其疯长,则恐损根本。 所求者,当是根深干壮以固本,叶茂枝荣以华外, 虽有形异,而气相联,血脉通。 然何以通?何以联? 靠三年一贡之使节耶?靠万里辗转之诏书耶?靠日渐稀薄之乡情耶?靠利害相关之商贸耶?此诚永昌之后,庙堂诸公所当殚精竭虑、深谋远虑之第一等大事也。
“或可效周之故事, 定朝觐、贡赋、征伐、嗣立之制,予其自治,而收其大宗。 或可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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