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悬在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历史上,多少明君开创盛世,而庸主、昏君、暴君轻易便能将其毁于一旦?秦汉隋唐,循环往复,其根本症结,不就在于此吗?
他推行法治,试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但《永昌律疏》再完善,最终的释法权、超越法律的特权,依然在皇室,在皇帝。“朕即法律”的幽灵,从未真正散去。他建立台谏、完善三省,试图形成制衡,但所有这些制度,其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君主的开明与威信。一旦君主昏聩或故意破坏,这些制衡便如纸糊般脆弱。
“难道,我华夏数千年来,就跳不出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循环?难道,这庞大的帝国,这亿万的生灵,其命运永远要被一家一姓的传承所左右,在明君与昏君的交替中颠簸沉浮?我李瑾毕生心血,开创这前所未有之局面,难道最终仍不免归于旧辙,等待下一次崩塌与重生?” 一个冰冷而绝望的问题,在他心头反复叩问。
他又想到海外。澳洲的艰辛开拓,美洲的黄金狂热,南洋的文化交融……那些在全新土地上建立的新社区,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中原千年积弊的沉重包袱,但又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可能。他们正在形成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形态?会更加平等、更有活力吗?还是会重蹈本土覆辙,甚至因为缺乏制衡而更快地滑向野蛮与专制?
他回望自己的一生,从现代穿越而来,带着超越千年的知识和理念。他改良了许多,推动了太多,但触摸到的,似乎始终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他可以做一个杰出的修补匠,甚至是一个高明的建筑师,在旧房子的基础上增砖添瓦,修修补补,让它更坚固、更华丽。但房子的根本结构——那基于皇权天授、家天下、官僚政治的帝制框架——他能触动吗?敢触动吗?
不,或许,应该思考得更根本一些。 一个念头,如同暗夜中的闪电,骤然划过他的脑海,让他浑身一颤。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既然已经看到了旧房子地基的裂痕,为什么不尝试去构想一座全新的、更牢固、更能庇佑万民长治久安的“大厦”的蓝图?哪怕这蓝图在他有生之年绝无可能建成,哪怕它惊世骇俗、被视为异端邪说,至少,留下这颗思想的种子,留给后来者,留给百年、千年之后,或许在某个合适的时机,能破土而出。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便如野火般蔓延,再也无法遏制。他重新坐回案前,但不再批阅奏章。他铺开一张崭新的、质地坚韧的宣纸,提起那支他最喜爱的狼毫笔,凝神静气,然后,重重地写下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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