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在纱帐里，坐在案前，手放在膝上，姿势没变。阳光还是照在砖地上，饭团的油渍还是那块暗黄。她眨了眨眼，喉咙发干，像是刚从井底被人拽上来，一口气没喘匀。
但她脑子清楚了。
刚才那些画面，不是梦，也不是胡思乱想。那是……某种东西。某种她写文章时引出来的、藏在玉简里的东西。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朝代，也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她知道，那不是瞎编的。那种饿到啃树皮的滋味，她见过；那种抱着死孩子不撒手的劲儿，她在望禾原亲眼看过。那些名册上的字，跟她在县衙户房偷瞄过的灾民登记簿一模一样。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刚才写《灾年赋税平议》的时候，她只想着把话说清楚，把数据列明白，让考官知道百姓不是懒，不是贪，是真的活不下去。她写了减税，写了缓征，写了以工代赈。可现在她明白了——这些都只是救急。人已经饿得走投无路了，才来赈，赈得过来吗？
就像那个阳湖村的佃农，卖了铁锅凑税，下一季种什么？没了锅，一家六口喝西北风？等官府想起来赈济，人家早就背井离乡，成了流民。而一旦成了流民，就不再是“百姓”，而是“隐患”。朝廷怕他们聚众闹事，派兵驱赶，他们为了活命只能抢粮，抢了粮就成了“贼”，官兵一杀，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名册上填个“疫”字，结案。
她写的“灾年三阶制”，能拦住这一环吗？
能，但太晚了。
真正该做的，不是等灾情报上来再动手，而是**在灾情还没成灾的时候，就发现苗头**。
她闭上眼，脑中开始推演。
江南阳湖那边，去年秋收不足三成，可地方官报上去的是“略有歉收，尚可支撑”。为什么？因为没人敢报实情。报了实情，要担责；不报，顶多被骂一句“瞒报”，大不了调职。可要是能在村里设个预警机制呢？
比如，由乡老、医者、塾师三人联署上报。只要连续十日有三人以上出现浮肿，或孩童普遍拾穗充饥，就算“初灾征兆”；若家中无存粮者超过五户，即启动“预赈”——不是等朝廷拨款，而是先开义仓，借粮不借银，春耕后归还。这样，百姓不至于卖地卖锅，也不至于拖家带口往外逃。
她越想越清楚。
这法子在望禾原其实已经试过一半。去年旱季，她让王家媳妇记下每家吃饭的人数变化，发现有三户孩子瘦得脱相，立刻组织采野菜熬粥，这才没出人命。可那时候是自发的，没法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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