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在纱帐上，把那层薄布映得发白。陈宛之坐在案前，右手执笔，左手压纸，听见林敬之的声音从高台上传来。
“可容学生署名？”
她问完这句话，便不再抬头。
风从东边吹进来，带着清晨晒热的土味，也卷起她袖口的一角。那上面还沾着昨夜守榜时蹭上的泥灰，干了，结成一小片硬壳。她没去拍，也没动。
林敬之沉默了片刻。他没回答“可”或“不可”，而是低头翻开手边的册子，纸页翻动两下，又合上。再开口时，声音比刚才低了些：“文章若成，自然留名。”
他说得平淡，却像是把一块石头轻轻放进水里。
陈宛之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笔杆。
她知道这话的意思——不是准不准署名的问题，而是你写出来的东西，配不配署名。
那就写。
她闭了闭眼，药篓里的气味忽然钻进鼻腔：艾草、苍术、半夏……还有一丝淡淡的陈皮香。那是她今早出门前特意放进去的，为的是提神。渔村的老族长说过，脑子不清的时候，闻点药香比喝浓茶管用。
她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笔尖蘸墨，落在纸上。
第一句，她没写“臣闻赋税乃国之根本”，也没抄《礼记》里的老话。她写的是：
“赋税非止国用，实系万民生死。”
七个字，落笔如凿。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轻“咦”了一声。一个穿青衫的年轻考生踮脚往里看，对旁边同伴低语：“这开头……不像策论。”
“像诉状。”同伴回道。
确实像诉状。
因为她写的不是道理，是实情。
她写江南阳湖十七户佃农，去年秋收不足三成，官府仍按常例征粮，一家六口卖了两床被褥、一口铁锅才凑齐税额；她写北方八州连旱三年，地方报灾文书层层压下，到户部时竟成了“小有歉收，尚可支撑”；她写流民割草根煮泥汤，孩子啃树皮噎住哭不出声，母亲抱着饿昏的婴孩蹲在贡院墙角三天，只为等一句减免的恩令。
这些事，她都见过。
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是亲耳听闻。她记得那个母亲的脸——灰黄，凹陷，嘴唇干裂出血，可怀里孩子的襁褓却是干净的，用旧衣改的，针脚细密。
她写到这里，笔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
她提出“灾年三阶制”：重灾区免征，中灾区缓征至次年春耕后，轻灾区减半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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